一、人物簡介

丁文江（1887年4月13日—1936年1月5日），字在君，江蘇泰興(xing) 人，地質學家、社會(hui) 活動家，《獨立評論》的創辦人之一。中國地質事業(ye) 的奠基人之一，創辦了中國第一個(ge) 地質機構——中國地質調查所。

二、生平及貢獻

1887年 丁文江出生於(yu) 江蘇泰興(xing) 一個(ge) 書(shu) 香世家；

1902年 東(dong) 渡日本，未進正式學校；

1904年 受吳稚暉影響，由日本遠渡重洋前往英國；

1906年 在劍橋大學學習(xi) ；

1907-1911年 在格拉斯哥大學攻讀動物學及地質學，獲雙學士；

1911年 離英回國，回國後在滇、黔等省調查地質礦產(chan) ；

1922年 與(yu) 胡適等人創辦了《努力周報》；

1931年 任北京大學地質學教授；

1936年1月5日 在湖南譚家山煤礦考察時因煤氣中毒遽爾長逝。

丁文江的主要貢獻：

 1.我國近代地質學的奠基人之一；

 2.創辦機構，培養(yang) 人才；

 3.領導地質調查；

 4.發表著作有：《揚子江下遊的地質》、《中國造山運動》、《豐(feng) 寧紀的分層》、《中國之二疊紀及其在二疊紀地層分類上的意義(yi) 》、《中國之石炭紀及其在密西西比與(yu) 本薛文尼二係地層分類上的意義(yi) 》、《丁氏及謝氏石燕寬高率差之統計研究》、《陝西省水早災之紀錄與(yu) 中國西北部幹早化之假說》。

三、軼事

 他被譽為(wei) “國器”

丁文江出生在江蘇泰興(xing) 一鄉(xiang) 紳人家。在母親(qin) 單氏的訓誨下，他四歲入私塾接受傳(chuan) 統教育，十歲讀完四書(shu) 五經，並能吟詩作對。有一天塾師出上聯“願聞子誌”，丁文江對出“還讀我書(shu) ”。11歲，他就能寫(xie) 《漢高祖明太祖優(you) 劣論》數千言的長文。

丁文江15歲時，湖南枚縣龍璋(字研仙)出任泰興(xing) 知縣，這位維新人士聽說治下有丁姓神童名文江，就以《漢武帝通西南夷論》為(wei) 題麵試。童子文江果然下筆千言，報國之誌躍然紙上。龍璋歎他為(wei) “國器”，收為(wei) 弟子。並勸說丁文江的父親(qin) 丁臻祺送兒(er) 子去日本留學，將來報效國家。

丁臻祺家道中落，如果不是龍璋的建議和精心安排，他不會(hui) 舉(ju) 債(zhai) 讓兒(er) 子留學。丁文江對龍知縣終身不忘，成名後他去湖南，曾專(zhuan) 門作詩祭奠，憑吊恩師:“十五初來拜我師，為(wei) 文試論西南夷。半生走遍滇黔路，暗示當年不自知。”

少年丁文江在日本，過著“談革命，寫(xie) 文章”的生活，一年半後，他和另兩(liang) 名同學轉赴英國。途經馬來西亞(ya) 檳榔嶼時，得到康有為(wei) 的資助。到英國後，丁文江仍為(wei) 留學費用所困，隻得住到一個(ge) 小鎮苦學。丁文江一年跳三級，兩(liang) 年考進劍橋大學。然而又因交不起昂貴的學費，半年後輟學，改入葛拉斯哥大學，學習(xi) 地質學及動物學。1911年4月，他獲得雙學位(文憑)回國。

丁文江海外歸來，不久便參加清政府舉(ju) 行的第七次遊學考試，獲“格致科進士”，授“農(nong) 商部主事”。他一邊在上海南洋公學任教，一邊應商務印書(shu) 館之約，編《動物學》教科書(shu) 。直到1913年，才“專(zhuan) 業(ye) 對口”從(cong) 事地質工作。

        除了地質專(zhuan) 長，丁文江在地理學、動物學、人類學等方麵也作出了貢獻。1933年，他和翁文灝等人一起編輯出版的《中華民國新地圖》，成為(wei) 中國現代地圖的先驅。1950年代中國和印度邊界談判，其《中國分省新圖》就是主要依據。

       丁文江1929年前後在西南地區從(cong) 事地質考察時，請教彝族“師傅”，搜集整理了“猓猓文”(“猓猓”是新中國成立前對彝族的蔑成)。1936年1月，丁文江的《彝文叢(cong) 刻》由商務印書(shu) 館出版。我國的彝文研究，就是從(cong) 丁文江正式開始。

  丁文江熟悉英、法、日、俄、德數國語言，並涉足政治，在思想史、文化史、經濟史、政治史甚至軍(jun) 事史上，都有建樹。其《民國軍(jun) 事近記》《徐霞客年譜》等著作，頗受好評。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羅素說:“丁文江是我所見中國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

中國地質學的“開山大師”

 1913年2月，丁文江應工商部礦政司司長張軼歐聘請，任該司地質科科長。與(yu) 丁文江同時代的章鴻釗，也是中國近代地質學奠基人之一。稱丁文江“開山大師”，是說他先後在“地質研究所”、“地質調查所”工作中，使得中國地質學、地質事業(ye) 成績卓著。

“地質研究所”，其實是我國最早的地質專(zhuan) 科學校和科研機關(guan) 。後來我國地質界的棟梁人才，多數由這裏培育。而丁文江力倡的“登山必到頂峰，移動必須步行”、“近路不走走遠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等實地探勘原則，影響了一代代地質工作者。

到實踐中去，從(cong) 實踐中來。1913年，丁文江通過“正太鐵路”沿線地質礦產(chan) 調查，認為(wei) 從(cong) 河南濟源至河北阜平這段近乎南北向的山脈，才是真正的“太行山”，而從(cong) 阜平至山海關(guan) 這段近乎東(dong) 西向的山脈，應叫“燕山”。他給“太行山”地理學的新定義(yi) ，令人折服。

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曾經斷言:“山西是世界煤鐵最豐(feng) 富的地方，照現在世界的銷路來說，山西可以單獨供給全世界幾千年。”丁文江考察後發現，山西的煤的確多，鐵卻不然。他寫(xie) 了《有名無實的山西鐵礦——新舊礦冶業(ye) 的比較》的論文，糾正了“權威”的錯誤。

1914年初，丁文江在雲(yun) 南、四川、貴州長達一年的地質調查中，又糾正了法國地質學家戴普拉等人關(guan) 於(yu) 滇東(dong) 地層、古生物、構造等方麵的認識錯誤。1918年，丁文江在河南等地的地質調查研究中，根據三門峽附近的新生代沉積，命名“三門係”，從(cong) 此他被地層學界公認為(wei) “三門係”的創立者。

蔡元培於(yu) 1917年主政北京大學時，聽從(cong) 丁文江建議，聘請李四光和美國地質學家葛利普去北大任教。他們(men) 和丁文江一道，使得北大地質學教育、中國的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研究，步入世界前沿。

在此期間，丁文江所作的《雲(yun) 南東(dong) 部之構造地質》、《中國之二疊紀及其在二疊紀地層分類上之意義(yi) 》等論文，享有世界聲譽。他主持的《地質匯報》、《中國古生物雜誌》等英文版刊物，也流行於(yu) 國際學界。1932年，美國著名的地質學家戴維·懷特稱讚丁文江主持的中國地質調查所具有“一係列高水平的刊物”!

他相信“少數人”

“最有才最有能力”者，“精英”也。丁文江將“精英”稱作“少數人”。他撰文道:“天下的事業(ye) ，沒有哪一件不是少數人做成功的。”還說:“中國的前途，全看我們(men) 少數人的誌氣!”

1921年，丁文江需要賺錢資助家中眾(zhong) 多弟弟的讀書(shu) 和生活，辭去地質調查所所長職務(仍兼名譽所長)，到“北票煤礦”擔任總經理。五年中，他把年產(chan) 8000噸原煤的小公司發展成為(wei) 日產(chan) 1500噸直至2400噸的現代化煤礦—他這“少數人”，不僅(jin) 能夠“坐而論道”，更能“起而行之”。

丁文江信奉:“無論哪一個(ge) 時代，哪一個(ge) 社會(hui) ，少數優(you) 秀的分子，握了政權，政治就會(hui) 清明!"1922年5月和胡適等人創辦《努力》周報後，丁文江發表更多文章，促“好人”(少數人）從(cong) 政。《努力》周報第二期刊發的《我們(men) 的政治主張》，就是一份鼓吹“好人政治”，呼籲成立“好人政府”的宣言。此“宣言”還有蔡元培、李大釗等16位社會(hui) 名流簽名。9月，軍(jun) 閥吳佩孚從(cong) 簽名人中選了三人“入閣”。然而，三個(ge) “少數人”不過是軍(jun) 閥手中的裝飾品;“好人政府”也隻維持了73天!

這次失敗，胡適作過反省，但丁文江不改觀點。他在《少數人的責任》一文中闡述:“我們(men) 中國政治的混亂(luan) ，不是因為(wei) 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wei) 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wei) 武人軍(jun) 閥專(zhuan) 橫——是因為(wei) ‘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他又把希望投向軍(jun) 閥。

丁文江認為(wei) ，這些軍(jun) 閥天資頗佳，隻可惜未受現代教育。他向軍(jun) 閥孫傳(chuan) 芳建議:由自己替孫創辦一所現代化軍(jun) 事學校。孫傳(chuan) 芳卻說:“丁先生，你是個(ge) 大學問家，但是軍(jun) 事教育，我還懂得一點。現在還不敢請教你!”

丁文江並不氣餒。他又寫(xie) 《假如我是蔣介石》《假如我是張學良》等文章，勸誡蔣介石“完成國民黨(dang) 內(nei) 部的團結”、“與(yu) 共產(chan) 黨(dang) 體(ti) 戰”;為(wei) 張學良設計作戰方案，等等。然而他對“少數人”的期待，不過是一廂情願。

1926年5月，孫傳(chuan) 芳任命丁文江為(wei) “淞滬督辦公署”總辦(相當上海市長)。在職8個(ge) 月，他就將上海的行政、財政、公共衛生等等，治理得有模有樣。就在他一展抱負時，卻遭到攻占上海的北伐軍(jun) 通緝。

動蕩的社會(hui) 一次次嘲弄他，他有時自嘲“治世之能臣，亂(luan) 世之飯桶”，但還是相信“少數人”。1930年12月胡適虛歲40時，他的賀壽聯寫(xie) 道:“憑咱這點切實功夫，不怕二三人是少數;看你一團孩子脾氣，誰說四十歲為(wei) 中年!”

他是“厭竹”怪人

丁文江極具個(ge) 性，與(yu) 眾(zhong) 不同。他個(ge) 子不高，身體(ti) 敦實，雙目敏銳，卻蓄著德國威廉皇帝式的胡子；他不信中醫，更怪的是居然惡“竹”：家中沒有竹製品，不吃竹筍，甚至連家傳(chuan) 墨竹古畫也送給朋友!

這首詩是丁文江對“竹”的看法:“竹似偽(wei) 君子，外堅中卻空。成群能蔽日，獨立不經風。根細成攢穴，腰柔慣鞠躬。文人多愛此，聲氣想相同。”

如果人們(men) 崇尚“未出土時先有節，及淩雲(yun) 處尚虛心”的“竹”之風骨，附弄“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的風雅，也有可能讚同這首用語樸實、道理充分的“惡竹詩”，欽佩作者的獨立人格。

1923年初，著名學者張君勵在清華學校講演，提出“人生觀不受科學支配”的觀點。丁文江馬上發表《玄學與(yu) 科學——答張君勵》等文，批評好友張君勵提倡“玄學”，與(yu) “科學”為(wei) 敵，貽誤青年!“科玄論戰”由此引發。論戰一年多後，以“玄學鬼”被人唾罵，“科學派”獲勝而結束，丁文江就是“科學派”的旗手!

丁文江不倚傍任何黨(dang) 派，獨立處世，寧折不彎。父親(qin) 去世後，他挑起了養(yang) 家重擔。他愛家，也愛積弱積貧的祖國。他終身不拿政府幹薪，不因私事旅行免票坐火車。他說:“我們(men) 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他的筆名“宗淹”，就是要效法先賢範仲淹。

1934年，丁文江應蔡元培之請，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中研院”關(guan) 係複雜。丁文江上任後，整肅院風，裁減冗員，減少行政經費，理順各種關(guan) 係。既為(wei) 學術獨立開創了新路，又調動了全院人員的積極性。不愧為(wei) “學術界的政治家”!

1935年底，湖南等地調查粵漢鐵路沿線的煤礦儲(chu) 量與(yu) 開采現狀時，丁文江覺得任務重大，親(qin) 自前往。到達衡山後，他即興(xing) 賦詩:“紅黃樹草留秋色，碧綠琉璃照晚晴。為(wei) 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丁文江是個(ge) 工作狂，為(wei) 了工作，他與(yu) 夫人史久元約定不要小孩。他將胡適給他的外國詩作為(wei) 座右銘:“明天就死又何妨。隻拚命做工，就像你永遠不會(hui) 死一樣!”可惜從(cong) 衡山回衡陽後，由於(yu) 傷(shang) 風，他生爐火抵寒時煤氣中毒;更可歎由於(yu) 救治中多次失誤，1936年1月5日，丁文江在長沙湘雅醫院病逝，年僅(jin) 49歲!

挽聯如海，悼文如雲(yun) 。十年前傅斯年聽說丁文江出任“淞滬督辦公署”總辦，大呼“丁文江該殺”!丁文江逝世後，眼界極高的傅斯年追思說:“中國若有這樣人二十個(ge) ，又都在扼要適宜的地位，二十年後，我們(men) 庶幾可以成為(wei) 近代化國家了。為(wei) 什麽(me) 他先死呢?”

20歲也要做共產黨

聲明：轉載於(yu) 《同舟共進》2010年第1期

丁文江雖是位科學家，卻也十分關(guan) 心政治。1922年5月，他和蔡元培、胡適、李大釗等人聯名發表了《我們(men) 的政治主張》；1926年5月到12月，擔任孫傳(chuan) 芳任命的“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職權相當於(yu) 上海市長。在任期間，就收回上海會(hui) 審公廨一事與(yu) 英、美、日、荷、挪五國總領事談判，極力維護國家主權。在胡適主編的《努力周報》（1922年5月至1923年10月）和《獨立評論》周刊（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 發表過不少政論作品。在《中國政治的出路》一文中，丁談到當時的年輕人，有這樣一段話：

  近幾年來，許多中年人不知自反，而反要把一切社會(hui) 的墮落，學校的腐化，歸咎於(yu) 青年。我個(ge) 人的經驗，現在青年的勇氣和常識，比十幾年前的青年高明的多。不錯，許多青年進了共產(chan) 黨(dang) ，許多青年在學校裏鬧風潮。但是平心而論，假如我今年是二十歲，我也做共產(chan) 黨(dang) ，也要鬧風潮。 （《丁文江集》，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引文除另注出處者外，均引自《丁文江集》，不再標注）

假如是20歲，也要做共產(chan) 黨(dang) ，這可是一個(ge) 極為(wei) 勇敢的表態。在那時，正如毛澤東(dong) 在《井岡(gang) 山的鬥爭(zheng) 》一文說的那樣：“加入共產(chan) 黨(dang) 是最大的犯罪。”（《毛澤東(dong) 選集》第一卷）丁文江公開這樣聲稱，就不隻是一般的同情共產(chan) 黨(dang) 了。

丁文江主張政府尊重人民發表各種不同政見的自由，接受一種和平轉移權力的程序，這一點執政的國民黨(dang) 絕對不會(hui) 同意。他希望共產(chan) 黨(dang) 放棄武裝鬥爭(zheng) ，成為(wei) 一個(ge) 從(cong) 事政治鬥爭(zheng) 的政黨(dang) ，革命的共產(chan) 黨(dang) 也是絕不同意的。書(shu) 生論政，紙上談兵，自由主義(yi) 者的丁文江，除了寫(xie) 點這樣的文章之外，大約也找不到實現他這主張的途徑吧。 

聲明假如是20歲也要做共產(chan) 黨(dang) 的丁文江，46歲時發表了一篇《評論共產(chan) 主義(yi) 並忠告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員》，在和以前一樣繼續表明對共產(chan) 黨(dang) 的同情態度之外，詳細說明了他對這一問題的思想，說明了他為(wei) 什麽(me) 不再有做共產(chan) 黨(dang) 這想法的原因。首先，他對馬克思主義(yi) 提出了疑問。“我們(men) 仔細分析起來，馬克斯的價(jia) 值論是很難成立的”，並不是隻有人的勞動才能夠創造價(jia) 值。“從(cong) 事實看起來，現代社會(hui) 是很複雜的。價(jia) 值是從(cong) 這種複雜的社會(hui) 關(guan) 係產(chan) 生的，很難追求每人製造的成分。分工合作的結果使得生產(chan) 的價(jia) 值超過每個(ge) 人生產(chan) 總數的價(jia) 值。沒有問題，交換——供給和需要——能增加物品的價(jia) 值”。“他的價(jia) 值論與(yu) 其說是經濟的真理，不如說是政治的口號”。對於(yu) 這個(ge) “價(jia) 值論”問題，國內(nei) 外已有好些學者作了深入的研究，今天的認識已經遠遠超過了當年丁文江所論述的水平。

 在這篇文章裏，丁文江還說到了馬克思提出的“無產(chan) 階級貧困化”問題。他說：

 我對於(yu) 共產(chan) 主義(yi) 表相當的同情，但是對他們(men) 的手段絕對的反對。因為(wei) 我不相信任何人的預言，而共產(chan) 黨(dang) 的手段一部分是從(cong) 馬克斯的預言產(chan) 生的，馬克斯預言的不可盡信是很容易證明的。我已經說過，馬克斯說資本主義(yi) 的發展是使窮的人越窮，而事實上西歐北美工人的生活程度比十九世紀中葉增高得很多。我現在再舉(ju) 一個(ge) 例：馬克斯說共產(chan) 革命一定是先在工業(ye) 最發達的國家發生，而事實上是在工業(ye) 最落後的俄國。

 這裏，他說，“我已經說過”，是指文章前麵的這一段話：

 馬克斯說資本主義(yi) 的結果窮人越來越窮。但是這七八十年來西歐北美工人的生活程度遠高於(yu) 馬克斯做《資本論》的時候，誰也不能否認。就是在世界經濟極端恐慌之下，在英國的失業(ye) 工人所得到國家的失業(ye) 津貼還遠高於(yu) 蘇俄的工資。

 馬克思提出的“無產(chan) 階級貧困化”的命題，以及列寧作為(wei) 補充和發展提出的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兩(liang) 個(ge) 範疇，長期以來聚訟紛紜。不隻丁文江一人，不少學者已論證了此說不能成立。胡喬(qiao) 木在1980年7月5日的一次談話中說：“從(cong) 馬恩以後，形成了一種對他們(men) 的崇拜。梅林在《馬克思傳(chuan) 》中就說過這個(ge) 意思。直到現在，對一些理論問題，如絕對貧困化相對貧困化等，還當作一個(ge) 相當重要的問題來爭(zheng) 論。”（《胡喬(qiao) 木回憶毛澤東(dong)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這就是說，僅(jin) 僅(jin) 是出於(yu) 對馬克思的崇拜，還在對於(yu) 此說是否能夠成立進行爭(zheng) 論。爭(zheng) 論中的那些強詞奪理的文章當然是無法使丁文江信服的。

丁文江最反感的，是第三國際（即共產(chan) 國際）對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控製。他說：“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不過是第三國際的一個(ge) 支部；一切舉(ju) 動不能自由的。”在丁文江寫(xie) 此文的1933年，情況正是這樣。當時中共的領袖王明，就是這第三國際的忠實代理人。第三國際通過他給中國革命造成的損害，在黨(dang) 史著作中已有記載。

丁文江說：

我希望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黨(dang) 員仔細想想在第三國際的鐵腕之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是否能達到它的目的。我知道第三國際除去鼓勵世界革命之外並沒有其他的用意——我知道蘇俄並不利用第三國際來謀蘇俄一國的利益。（按：這句話表明天真的丁文江太不了解情況。）但是革命的情形是很複雜的，從(cong) 莫斯科發號施令是否有成功的可能。我們(men) 看第三國際對於(yu) 英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處置就可以知道這種製度的弱點。在一九二六年英國總罷工的時候，英國工黨(dang) 完全謝絕與(yu) 第三國際合作，因為(wei) 共產(chan) 黨(dang) 完全不知道英國的國情，處處失卻同情。這是因為(wei) 莫斯科以馬克斯列寧的遺教為(wei) 天經地義(yi) ，強把不相符的事實來湊合他們(men) 的教旨。對於(yu) 相距比較近，言語容易通的英國尚且是如此，何況中國。

 我不希望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黨(dang) 員放棄共產(chan) 主義(yi) ，我隻希望他們(men) 從(cong) 實際政治立場，脫離第三國際，放棄暴動政策，從(cong) 秘密黨(dang) 變為(wei) 公開黨(dang) ，要求有公開宣傳(chuan) 主義(yi) 的自由。因為(wei) 就是要暴動也得等到如列寧所說“革命機會(hui) 成熟”方才可以著手。暴動要成功，也得脫離第三國際的牽製，方始有成功的希望。

 不然，單靠莫斯科發下來的小冊(ce) 子，跟著人家喊口號，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永遠是不懂我們(men) 國情、固守馬克斯列寧教旨的第三國際的犧牲品！

 丁文江根據媒體(ti) 的報道，提到了第三國際對英國總罷工處置的錯誤。至於(yu) 中國的情況，因為(wei) 他無從(cong) 知道黨(dang) 內(nei) 的秘密，不能舉(ju) 出具體(ti) 例證，這要黨(dang) 內(nei) 的人才有切膚之痛。毛澤東(dong) 1956年在《論十大關(guan) 係》中就說過：“斯大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第二次國內(nei) 革命戰爭(zheng) 後期的王明‘左’傾(qing) 冒險主義(yi) ，抗日戰爭(zheng) 初期的王明右傾(qing) 機會(hui) 主義(yi) ，都是從(cong) 斯大林那裏來的。”（《毛澤東(dong) 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這裏“斯大林”和“第三國際”可看作同義(yi) 詞。毛澤東(dong) 1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hui) 議上的講話》中更說：“中國這個(ge) 客觀世界，整個(ge) 地說來，是由中國人認識的，不是在共產(chan) 國際管中國問題的同誌們(men) 認識的。共產(chan) 國際的這些同誌就不了解或者說不很了解中國社會(hui) ，中國民族，中國革命。”（《毛澤東(dong) 文集》第八卷）

《胡喬(qiao) 木回憶毛澤東(dong) 》書(shu) 中有《共產(chan) 國際犯了兩(liang) 個(ge) 大錯誤》，裏麵說：

 列寧建立了一個(ge) 集中製的共產(chan) 國際，這是一個(ge) 非常嚴(yan) 重的原則錯誤。這種組織永遠不能搞，從(cong) 這裏就可以產(chan) 生社會(hui) 帝國主義(yi) 。在列寧的好些著作裏都有這樣的觀點，盡管一方麵關(guan) 於(yu) 要尊重民族特點講了很多，可是另一方麵，每個(ge) 黨(dang) 采取的任何一個(ge) 策略步驟是正確還是錯誤，又都要由共產(chan) 國際的領導人來判斷。這就是把人的智慧上帝化了，不是經過集體(ti) 的討論來判斷， 而是由個(ge) 人的智慧來判斷。所以，毛澤東(dong) 思想在這方麵，是對列寧、斯大林的共產(chan) 國際的一個(ge) 否定。不承認共產(chan) 國際的集中製，不承認這種集中製是正確的。

回過頭來看丁文江的這篇文章，他說第三國際“不懂我們(men) 國情”，反對“從(cong) 莫斯科發號施令”，中國革命隻有“脫離第三國際的牽製，方始有成功的希望”，都是些很中肯的意見。不知道當年黨(dang) 內(nei) 對他這篇文章有怎樣的反應，不過在實際上，毛澤東(dong) 就是這樣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