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業(ye) 政策是國家針對礦產(chan) 資源勘查、開發、利用和保護等所製定的產(chan) 業(ye) 政策。政策源於(yu) 實踐，並用於(yu) 指導實踐。礦業(ye) 政策的製定當然要源於(yu) 礦業(ye) 實踐，同時也要隨著礦業(ye) 形勢的變化不斷加以修訂完善。在礦業(ye) 結束超級周期進入新常態的當下，有些政策或已經不能適應新的礦業(ye) 形勢，或者製約礦業(ye) 企業(ye) 和行業(ye) 發展，應該修訂或出台新的政策，以引導礦業(ye) 企業(ye) 轉型升級。在近日舉(ju) 行的第245場中國工程科技論壇上，院士專(zhuan) 家、行業(ye) 協會(hui) 及業(ye) 界人士圍繞我國礦業(ye) 科學發展建言獻策。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可為(wei) 決(jue) 策者製定政策提供參考。

 礦業(ye) 稅費政策尚有改革空間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采礦業(ye) 利潤率從(cong) 2014年的9.67%下降到2016年的3.68%，位居規模以上工業(ye) 企業(ye) 行業(ye) 最後一名。全國地質勘查投入從(cong) 2014年的1145億(yi) 元下降到2016年的781億(yi) 元，下降31.8%；采礦業(ye) 固定資產(chan) 投資從(cong) 2014年的14681億(yi) 元下降到2016年的10320億(yi) 元，下降29.71%，而其他行業(ye) 投資基本都是正增長。

 由上述數據可見，我國礦業(ye) 企業(ye) 的日子並不好過。而目前我國礦山企業(ye) 需要交納的稅、費、金很多，主要包括土地使用稅、增值稅、資源稅、采礦權價(jia) 款、環境治理保證金、土地複墾保證金、水土設施保持費等，各項費用要占企業(ye) 產(chan) 值的20%~30%。以鐵礦山企業(ye) 為(wei) 例，目前世界鐵礦企業(ye) 平均銷售稅費負擔率約為(wei) 12%，澳大利亞(ya) 礦企負擔率約為(wei) 5%~12%，巴西約為(wei) 4%~12%，國內(nei) 鐵礦企的稅費負擔率平均在25%以上，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liang) 倍多。

據中國礦業(ye) 聯合會(hui) 副會(hui) 長劉玉強介紹，礦山企業(ye) 已連續多年交納環境治理保證金，而有的地方政府並沒有建立有效的返還渠道。有的企業(ye) 花錢治理礦山開采產(chan) 生的環境問題（土地塌陷、生態環境恢複等），要交納的環境保證金遲遲得不到返回。在礦業(ye) 形勢低迷的情況下，這些企業(ye) 的資金往往捉襟見肘，舉(ju) 步維艱。中國礦聯在實地調研時，部分礦山企業(ye) 反映，在辦理采礦證前需按土地複墾方案確定的投入資金20%的比例上繳土地複墾保證金，企業(ye) 感到壓力很大。此外，我國礦山企業(ye) 增值稅抵扣少、造成稅率較高，增加了礦山企業(ye) 負擔。另一方麵，現有政策落實不到位。劉玉強舉(ju) 例說，《關(guan) 於(yu) 全麵推進資源稅改革的通知》中規定：對剩餘(yu) 可采儲(chu) 量下降到原設計可采儲(chu) 量的20%（含）以下礦井，確認為(wei) 衰竭期煤礦，享受30%稅收減免優(you) 惠政策；對鼓勵利用的低品位礦、廢石、尾礦、廢渣、廢水、廢氣等提取的礦產(chan) 品，由省級人民政府根據實際情況確定是否減稅或免稅，並製定具體(ti) 辦法等。但在實際操作中，企業(ye) 很難享受到政策優(you) 惠。為(wei) 此，劉玉強建議，國家礦業(ye) 稅費政策應合理修訂。

“礦業(ye) 現在幾乎成了最難賺錢的行業(ye) 。”紫金礦業(ye) 集團董事長陳景河表示，目前國家出台的資源稅改革政策非常好，但在執行過程中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權太大，有關(guan) 企業(ye) 深受困擾。

 去年12月30日，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一次會(hui) 議審議通過了《礦產(chan) 資源權益金製度改革方案》等文件。會(hui) 議強調，要以維護實現國家礦產(chan) 資源基本權益為(wei) 核心，理順礦產(chan) 資源稅費體(ti) 係，合理調節礦產(chan) 資源收入，建立符合我國特點的新型礦產(chan) 資源權益金製度。目前，方案全文尚未公布。

 陳景河認為(wei) ，國家一方麵大力推進資源稅改革，一方麵又推出《礦產(chan) 資源權益金製度改革方案》，這本來是好事，但兩(liang) 者可能存在同源設計、重複收取的問題。因此他建議，礦業(ye) 權出讓收益可以抵扣資源稅，避免重複計征、多頭征收。

 簡政放權，休養(yang) 生息

 長期以來，政府對微觀經濟運行幹預過多、管得過死，重審批、輕監管，不僅(jin) 抑製經濟發展活力，而且行政成本高，也容易滋生腐敗。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就是解決(jue) 這些突出矛盾和問題的關(guan) 鍵一招。

 近年來，國土資源部按照黨(dang) 中央關(guan) 於(yu) 簡政放權、深化改革的總體(ti) 要求，積極推進礦業(ye) 權審批製度改革，新一屆中央政府成立以來已先後取消和下放了20餘(yu) 項與(yu) 礦產(chan) 資源勘查開采相關(guan) 的行政審批和非許可類行政審批事項，部分地方政府和國土資源主管部門也積極推進審批製度改革，取得了積極成效。在國土資源部層麵，積極下放審批權限。礦產(chan) 資源法及其配套法規確立了探礦權部、省兩(liang) 級審批，采礦權部、省、市、縣四級審批的基本格局。國土資源部組織編製了《勘查礦產(chan) 資源審批服務指南》和《開采礦產(chan) 資源審批服務指南》並已公布實施，按照合法、合理、合規的原則對礦業(ye) 權審批要件重新進行了梳理，簡化合並了個(ge) 別要件。目前，國土資源部已形成了接件、受理、司局會(hui) 審、主辦司局審查、部會(hui) 審會(hui) 各環節明確清晰的審批流程。國土資源部還對礦業(ye) 權統一配號係統進行了改造升級，對礦業(ye) 權配號項目實現了“開綠燈、亮黃燈、劃紅線”式的監管。

“辦證難，是困擾礦業(ye) 企業(ye) 的'第一難事'。國土資源部出台了一係列簡政措施，比如將部分審批權限下放到省裏。但我們(men) 期待更有力度和實效的簡政舉(ju) 措。”作為(wei) 礦業(ye) 企業(ye) 的掌舵人，陳景河建議：一是國家能不能將部分審批製改為(wei) 備案製。比如，礦山企業(ye) 名稱變更屬於(yu) 形式改變，主體(ti) 沒有發生變化，備案即可。二是放寬對探礦權的限製。在有經濟杠杆製約的前提下，可以考慮按國際慣例將探礦權有效期設置為(wei) 長期，並取消礦權延續縮減麵積25%的規定，讓真正的礦業(ye) 人安心找礦、科學探礦。三是鼓勵探礦權的獲取和勘查投入，爭(zheng) 取實施將探礦投入按一定比例抵減資源稅的政策。四是放寬探礦權轉采礦權的諸多限製。

 明確礦業(ye) 定位，實施統一管理

 談礦業(ye) 政策，首先要厘清一個(ge) 問題，那就是礦業(ye) 定位問題。礦業(ye) 由探礦和采礦兩(liang) 個(ge) 部分組成，探礦是采礦的前提，采礦是探礦的延伸。據此，理應按照礦業(ye) 產(chan) 業(ye) 鏈的運作規律，將探礦和采礦統一歸為(wei) 一個(ge) 產(chan) 業(ye) ——礦業(ye) 。聯合國也是遵循這個(ge) 規律，在現行《國際標準產(chan) 業(ye) 分類》中規定礦業(ye) （包括探礦和采礦）屬於(yu) 第一產(chan) 業(ye) 。世界上多數國家的礦業(ye) 也均覆蓋探礦和采礦全程。但長期以來，我國一直未將礦業(ye) 作為(wei) 第一產(chan) 業(ye) 對待。在2003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三次產(chan) 業(ye) 劃分規定》中，采礦業(ye) 劃為(wei) 第二產(chan) 業(ye) ，礦產(chan) 勘查與(yu) 科學研究業(ye) 、技術服務業(ye) 劃為(wei) 第三產(chan) 業(ye) 。

 對此，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毓川建議，國家應對我國礦業(ye) 所屬的行業(ye) 類型重新審核，作必要調整，並配以相應的產(chan) 業(ye) 政策調整，以有利於(yu) 我國礦業(ye) 的發展。

 劉玉強認為(wei) ，礦業(ye) 中的許多深層次問題，源自於(yu) 礦業(ye) 的產(chan) 業(ye) 定位。我國雖然作為(wei) 世界礦業(ye) 生產(chan) 大國與(yu) 礦產(chan) 品消費大國，但是把本應探采結合的完整礦業(ye) 從(cong) 產(chan) 業(ye) 定位上，分割為(wei) 第二與(yu) 第三兩(liang) 個(ge) 產(chan) 業(ye) 。這不符合探礦業(ye) 與(yu) 采礦業(ye) 互相依存與(yu) 互相促進內(nei) 在聯係的客觀實際，也不利於(yu) 建立與(yu) 完善適應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發展的礦業(ye) 管理體(ti) 製。因此，他建議，遵循礦產(chan) 勘查業(ye) 與(yu) 采礦業(ye) 自身特性，科學調整其產(chan) 業(ye) 定位。

“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今天，建議國家有關(guan) 部門進一步重視支持礦業(ye) 企業(ye) ，為(wei) 礦業(ye) 企業(ye) 實現文明和諧、可持續健康發展創造有利條件。”陳景河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wei) ，國家要進一步確立礦業(ye) 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

 由於(yu) 曆史的原因，我國礦業(ye) 管理現在客觀上呈現出分散和碎片化狀態。目前，我國的礦業(ye) 管理職能分散在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工信部、商務部、國家安監總局等多個(ge) 部門，能源資源的勘查開發、生產(chan) 、消費、進出口、保護和監管等實施多頭管理，難以做到統籌兼顧、協調高效。

 據有關(guan) 機構對111個(ge) 國家礦產(chan) 資源管理體(ti) 製的調查統計，有45個(ge) 國家（約占40.5%）設定礦業(ye) 能源部，12個(ge) 國家（占10%）設定礦業(ye) 部，22個(ge) 國家（占19.8%）設定自然資源部，32個(ge) 國家（占28.9%）由經濟、內(nei) 政或工商部統管，即半數以上國家設有專(zhuan) 門的國家級礦業(ye) 管理部門。

 陳毓川認為(wei) ，在市場經濟體(ti) 製及國際政治經濟複雜多變的情況下，對於(yu) 我國這樣一個(ge) 發展中大國和礦業(ye) 大國，礦業(ye) 的持續健康發展，需要一個(ge) 強有力的、穩定的中央部門來集中統一管理，結束目前碎片化管理狀態。這是當前之需，亦是長遠之計。

 經略“一帶一路”礦業(ye) 大有可為(wei)

 國家“一帶一路”戰略明確提出與(yu) 沿線國家加大煤炭、油氣、金屬礦產(chan) 等傳(chuan) 統礦產(chan) 資源勘查開發合作，而且沿線國家礦業(ye) 合作意願強烈，合作空間廣闊。“一帶一路”貫穿亞(ya) 、歐、非大陸65個(ge) 國家，有經濟發達的歐洲國家，主體(ti) 是亞(ya) 洲、非洲的發展中國家。更為(wei) 重要的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礦產(chan) 資源領域的合作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各方可以充分發揮在資源、資金、產(chan) 業(ye) 、技術、基礎設施等方麵的互補優(you) 勢與(yu) 合作潛力，實現礦業(ye) 相互促進和共同發展。

 陳毓川認為(wei) ，這正是我國與(yu) 沿線各國開展礦產(chan) 資源互利合作，發揮我國勘查開發能力的大好時機。在建立“一帶一路”礦業(ye) 市場、基礎性地質礦產(chan) 調查、礦產(chan) 勘查開發、重大基礎建設中的工程地質、水文地質、災害地質調查等方麵，開展互利合作，共同發展，大有可為(wei) 。

 陳毓川建議，國家在“一帶一路”建設規劃中，把地質與(yu) 礦業(ye) 對外合作作為(wei) 重要內(nei) 容之一；建立中央與(yu) 地方領導有序、協調有力、互聯互促的可行的項目鏈；建立國家“一帶一路”礦產(chan) 勘查風險基金，支持勘查單位開展國外礦產(chan) 勘查；有計劃地組織培訓出國工作人才，逐步建立強大的高素質對外管理與(yu) 工作隊伍。經略“一帶一路”，更好地保障我國礦產(chan) 資源需求，促進我國礦業(ye) 健康地走向世界，更快地成為(wei) 礦業(ye) 強國。